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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年天津公务员考试申论真题及答案(完整版+word下载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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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发表于 2015-4-25 15:04:50 |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|倒序浏览 |阅读模式
    word版下载请点击链接:链接: http://pan.baidu.com/s/1hq09bVY 密码: kp8z


    2015年天津公务员考试申论真题及答案
    材料1
      1.经典话剧《雷雨》在北京人艺进行新一轮演出时,一场低票价、针对大中学生的公益场遭遇“意外”,学生们的“哄堂大笑贯穿全剧”,出演周朴园一角的著名演员杨立新对此发出感慨,“文学上的精致,人物关系的复杂,台上所有年轻人全部死亡的悲剧结尾,使得《雷雨》毋庸置疑的成为了中国戏剧经典的开山之作。曹禺先生故去多年,《雷雨》仍然在中国的戏剧舞台上多有演出。但像这样的哄堂大笑贯穿全剧实是少见……”他最后甚至表示,“《雷雨》的‘公益场’真令人失望,这样的‘公益场’不演也罢!
      此事件一出,迅速在网上引起了激烈的讨论。其中关于青少年传统文化的缺失显得尤为“抢眼”。尽管文化经典早笑场,原因必定是多方面的,而且有些专家剖析出的“文化语境失衡”,“60年不变,表演僵化”,“文化审美的扭曲”等原因确实存在,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,年轻观众文化素养的失落和对尊重经典的缺乏已成不争的事实,更是亟待解决的问题。
      如今,“娱乐至上”甚至“娱乐至死”已成为了年轻人的信条,对传统文化缺乏敬畏,甚至拿传统文化里的一些元素进行嘲讽,成为一些年轻人彰显“个性”的做法,但娱乐应有边界,面对传统文化要懂得敬畏和传承。某知名学者直言,这是一个娱乐至死的年代,娱乐扭曲了意义。
      中国国家话剧院导演田沁鑫曾说:“不是因为有了莎士比亚才有了现在的文学英国,而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注重文学的国家,所以才有了莎士比亚”。青少年传统文化的缺失直接说明了文化氛围的“稀薄”。北京人艺演出的《雷雨》,无论是对原剧本的挖掘还是人物表演上,并无失当之处,不断地哄笑体现出了年轻观众的艺术修养的缺乏。在一些高雅演出中,即使你不一定非常认可演员的演出,但一定的艺术礼节必不可少,例如古典音乐会中,什么时候该鼓掌,什么时候该起立,包括穿着、表情等,都有一些约定俗成的“仪式”,甚至于显得“刻板”,但就是在这样的仪式中,艺术才能够得到最好的尊重与诠释。显然在年轻观众中这方面的知识是缺乏的,在加强传统文化教育的同时,提升青少年的艺术品位和艺术修养也是需要学校和政府努力的方向。
      材料2
      1.“中国人,便后请冲水”,“请安静”,“请不要随地吐痰”……这种仅以简体中文标出的警示牌,正在中国人出境游的主要目的地国——法国、德国、日本、泰国、新加坡等地频现。当大批游客成为中国的最新出口品时,“中国人”却成了不文明、粗鲁的代名词。
      乱丢垃圾、坐公交车抢座,排队加塞,大庭观众脱鞋脱袜、赤膊坦胸,吃自助餐多拿多占,遇有纠纷恶语相向……近日,中央文明办和国家旅游局公布了从网上征集的10类“中国公民出国()旅游常见不文明行为”,以上行为全部榜上有名。
      对于中国人在境外旅游中的不文明行为,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务员张利深有体会。除了加塞、随地吐痰等常见“症状”,张利印象尤为深刻的是国人的“扎堆”和“大嗓门”。
      “中国人出去喜欢集体行动。几十个人浩浩荡荡地走在一起,有说有笑,休息的时候连躺带卧,占一溜长椅。”
      “一般的国外餐馆,即使宾客满座也非常安静。人们交谈的音量控制在对方可以听见的范围内。再看国内,很高档、门外停了很多车的饭店里,里面也吵得不得了。”
      对中国人的大嗓门,台湾学者柏杨在《丑陋的中国人》一书中讲过一件事:两个广东人在美国街边说话,美国人认为他们就要打架,急拨电话报警。警察来了,问两人在干什么,他们说:“我们正在耳语。”
      上海学者朱大可认为,中国人缺乏公共空间的基本礼貌,肆无忌惮的大声喧哗是其中一种表现。
      “近几年来”一些中国公民的旅游陋习,严重损害了中国“礼仪之邦”的形象,引起海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和批评,人民群众反应强烈。”中央文明办相关人士表示,将用三年左右时间,实施“提升中国公民旅游文明素质行动计划”,维护国家的荣誉和尊严,增强国家的“软实力”。
      评论人士指出,“中国公民文明素质不高并不是作为一名游客的时候才表现出来,要提高的不是游客素质,而是全体国民的素质”。
      材料3
      3.泱泱礼仪之邦,何以在最基础的礼仪方面出现问题?
      国际关系学院文化与传播系教授郭小聪认为,历史的拐点出现在明中叶以后。
      唐宋以前,中华文化是优雅的代名词,中国是礼仪输出国。史载中国商人到东南亚去,被看作来自礼仪之邦的人上人,甚至免费食宿。日本和朝鲜对中华文化的模仿亦步亦趋。
      明中叶以后,随着人口增多,游民越来越多,社会问题无法在家庭内部解决,游民们组成秘密教门、会堂、行帮、商帮等“江湖组织”,社会生活日益粗俗化、江湖化。
      “这种东西一直影响到今天—称兄道弟,哥们姐们们.......这是生存逼的,我们人人觉得这种生活方式很累,但没有办法。人需要超脱和孤独,但是这种文化不让你孤独。”
      “不认原则,认人情,必然就有亲有疏,造成不公正和紧张。面对生存竞争的时候,你不知道别人有什么‘关系’。”郭晓聪分析,今天中国人显得“无礼”的另一个原因,是传统生活方式与现代社会的冲突。就如农村人不适应城市交通规则、随地吐痰、大声说话、赤膊一样。在田野上长大的人如同自然之子,自由自在,与物相融。但在城市,高度集中的陌生人群就不得不被各种复杂的规则所限制。
      与“人口过剩导致社会粗俗化”有连带关系的另一个观点认为,不文明行为是由资源匮乏导致的恐慌造成的。
      但台湾女孩丁玥不赞成这种观点,“要讲资源匮乏,整个亚洲都资源匮乏。”日本“新干线”的拥挤程度不比背景的地铁逊色。每个车站都有一些戴白色手套IDE人专门负责把乘客往车厢里推。一边推一边鞠躬,毕恭毕敬地说“对不起”。乘客知道空间有限,都拼命收缩自己。“不像在大陆,有些人自己要挤进去,还恨不得把别人挤下来。在车厢里,胳膊和腿都伸的很开,拼命占地方。”
      材料4
      两年前,一张中国游客卢浮宫前水池泡脚的照片,曾引来关于中国人文明素养的热烈讨论。耐人寻味的是,当人们发现许多金发碧眼的游客同样行事,就有声音立即“再反思”:为什么外国人可以泡,中国人泡就要背上“低素质”的污名?必须厘清的一个基本事实是,卢浮宫外的水池允许不允许洗脚?如果洗脚违规,哪怕是法国总统洗脚了,也不能佐证中国人洗脚有合理性。答案是:首先水池旁边有禁止戏水的标牌;其次从媒体后续报道可知,卢浮宫外的水池洗脚的行为是要禁止的。
      “别人可以,我为什么不行?”这样的提问方式,显示了国人个体意识、权力意识的觉醒。但放在卢浮宫的语境下,却少了些说服力。一些令人反感的陋习,往往被理解成与他人无关的个人选择,甚至被视为不可侵犯的“权力”。殊不知,走入公共场合,再彪悍的个****力也有边界,“人人相善其群”,才能涵养人们的公共意识。公共意识的背后,是在现代化之路上困扰中国百余年的国民素质大考题。
      “欲维新吾国,当维新吾民”,从梁启超到孙中山再到共产党,所有社会的进步力量,无不把“国民素质”作为发展的根本。正如梁启超所说,“苟有新民,何患无新制度,无新政府,无新国家”。而所谓“素质”,并不仅是会英语、会电脑的现代技能,更不会是会穿新衣、会玩乐的现代生活,而是价值尺度、思维方式、行为规则“观念现代化”。前贤早已痛心疾首于国人公共精神的缺失,遗憾的是,直到今天,我们还是为景观水池泡脚争论、为颐和园绿地上小便辩护。我们必须正视的是:怎样在享受个人自由、行驶个****利的同时,不干涉其他人作为“我”的正当权利?怎样培育起国人的基本公共意识?
      材料5
      脸部涂满“鲜血”的“僵尸”突然出现在车厢内,这一幕发生在万圣节前夕的某市轨交2号线上。扮成“僵尸”的贺某,因涉嫌扰乱公共交通工具上的秩序,已被依法行政拘留。据了解,当天高峰时段,贺某“顶!”着满脸“鲜血”的“僵尸妆”出现在车厢内,部分乘客惊慌尖叫四处逃窜,引起众人恐慌,导致秩序混乱。
      因为过一把万圣节的瘾,而被行政拘留,看似倒霉,实则活该。对于西方的节日,我们不能拿来主义。毕竟,中西方文化不同,在人家那里,万圣节活动是一个有着社会传统、相对 固定而且大范围存在的习俗,因此在公共场所所演“僵尸”,才不会引发恐慌。
      但在中国,模仿西方的万圣节活动,毕竟是这几年才零星出现的。尽管一些人尤其是年轻人,思想很前卫,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,还没有形成习惯。一个文明有序的社会,必须有这样一个前提,那就是你的自由不能影响到别人的权益。同样是舶来品的圣诞节、情人节,喜欢的人群也大都是年轻人,但并没有引起其他年龄层的人们的反感,为什么?因为那是年轻人自己玩自己的,并没有妨碍到其他群体的正当利益。
      一定到看到,个人的行为在公共场所是有边界的。而且这种边界,不会因为你所谓的个性、艺术,或者节日活动,就有所改变。遗憾的是,一些人往往僭越边界,把原本应该限定在私人领域、小范围特定领域的行为活动,放到了公共场所,影响到他人,进而违背公序良俗,甚至违法。
      材料6
      你的邻居有一条狗,邻居富有,他不眼红,邻居贫穷,它不嫌弃,邻居睡觉,它趴在床前,犹如一名“警卫员”,每天都能给邻居带来欢乐和温暖。拥有这样的一条狗狗,一定让你特别的羡慕,但是如果告诉你,你的邻居们都有一条狗狗,并且一到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开始叫,你是不是立刻无语了?
      这不,32日,家住F市保利小区的刘先生就向F市环保局反映,旁边的别墅区里,每户人家都养了一条到两条大型犬,一到晚上,就吵得周边居民无法安睡。
      据了解《F市城区限制养犬管理办法》规定,F市的城区为限制养犬区域,在限养区内养狗的单位和个人,都必须经过当地公安部门的审批。但保利小区辖区派出所负责人罗所长表示,现在市区内居民养狗越来越多,流动性也很大,但几乎没有狗主人来登记过。
      在任何时候,自由都不是为所欲为,自由从一开始就意味着对自身行为的拘束、对他****益的尊重以及对公共利益的妥协,这是公共意识和规划意识的基础。当地警方表示,养狗若是扰民,建议业主到就近派出所报警,公安局先受理,联合环保部门做噪声鉴定,如果事件成立,再依法对养犬人进行劝诫、警告和处罚。那么,当地公安局和环保局为什么就没有提早“听见”狗狗深夜“大合唱”?打盹的监管机制,显然也应该反思。
      狗狗深夜“大合唱”像一个精神标本,折射出一些人公共意识缺乏。“破山中贼易,除心中贼难”,杜绝权力的滥用,涵养公共的文明,让狗狗们的“大合唱”谢幕很容易,难的是涵养人们的公共意识和规则意识。
      材料7
      跳广场舞竟然跳进了警局,两年前,中国大妈在纽约跳广场舞被抓的消息,让国人倍觉意外。不过,记者在近日走访中发现,对于在公园跳舞,F市市民也是颇有意见,认为跳舞时音乐声过大、时间过长,他们的休息受到了干扰。对此,公园管理处称,协调矛盾需要双方互相体谅和包容。
      公园内的广场舞噪音扰民,原因不外乎两个:其一,公园的规划设计先天不足,未能形成良好的隔音效果;其二,公园管理不到位,致使公园广场舞变成了噪音扰民。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,公园管理方和逛公园的市民都应该恪守职责边界,规避噪音扰民。
      以南湖公园为例,虽然有十来个跳舞的群体,而且音量一直以来都较大,但附近居民并不觉得困扰。为何?因为该公园做了合理规划,在前期设计时,就将公园与马路隔开,避免了广场舞带来噪音。
      当然,F市大多数公园年代久远,设计之初并未流行大规模的广场舞,时至今日广场舞流行,公园的规划也无法重新来过。如何对这些公园的功能区域重新划分,在满足一些市民跳广场舞健身的需求的同时,避免噪音扰民,成为困扰F市环保部门和公园管理处工作人员的难题。
      材料8
      2014年,两则与考生有关、与高考“无关”的新闻,激起人们心底的波澜:
      一则是高考前20分钟,在四川宜宾一中考点,一女生因痛经在考场内昏迷,同一考场的黄子恒发现后,立即抱起这名同学往校外跑,找到警察将女生送医。
      一则是江苏宿迁高三女孩陈瑾,在目睹妈妈闯红灯并对交警出言过激后,给交警写了一封致歉信。高考结束后,当地交警特意登门看望了这位女孩。
      “中国好考生”、“提前的满分作文”、“向致歉女孩致敬”……在今天,这样的故事之所以感人,不仅因为它隐含着“小孩可以成为大人老师”的逻辑,还在于新闻的主角是争分夺秒、心无旁骛的高考生。
      在人的一生中,改变命运的高考也许只有一次。倘若沿着“有用没用”的功利思路,秉持“成大事者不拘小节”的成功哲学,两位考生的选择,也许显得“涉世未深”。但恰恰是关键时刻的这些举动,带给人们意料之外的感动,同时告诉我们,成才之外,还有成人:成功之外,还有教养。
      几年前,一位市长在大学演讲中曾说:“不少中国人受到过教育,但没有教养......有教养比拿到文凭更重要”。话虽刺耳,却非无中生有:我们有多少人,一定要有人干涉才会自觉排队;有多少人,在公交地铁上撞了别人连句“对不起”都不会说;有多少人,闯了红灯还振振有词“要你管我”……更重要的是,有多少人意识到了隐含在这些“小事”中的深层次意义?
      材料9
      1872年美国传教士亚瑟.史密斯来到中国,他接触了上到庙堂、下到江湖的中国社会各阶层人士,然后得出了一个结论:中国人不懂得什么叫“公共”。所以,在中国人的意识中,没有“公共意识”一说。为了证明自己的这个观点,亚瑟.史密斯就讲了两个例子。
      第一个例子。亚瑟.史密斯说,在中国本来有非常多的官道,这些官道作为重要的交通,联系着中国的很多城市和乡村,但是亚瑟.史密斯看到中国的这些官道全都是破烂不安,官道不仅仅没有成为交通便利的工具,反而阻碍了交通,因为官道确实非常破烂。亚瑟.史密斯不解地说,假如从明朝末年到清朝初年,由于战争的原因,官道被破坏,还可以理解的话,那么清朝建国之后一直到1872年,已经有了很长时间的历史,这些官道也并没有被修复,这就只能说明,中国人确实缺少公共意识。
      不要说道路没有人管,连城墙也没有人管,很多中国人甚至把城墙的墙砖抠下来拿回家,或者是盖自己的房子,或者是垒猪圈。他甚至举了一个更加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,在某港口有一个外国人的墓地,因为没有人看管,结果墓地的砖同样被中国人一块一块搬回了家。所以,他说中国人根本不知道“公共”二字为何物。
      不仅举出了这种日常生活中的例子,他还讲了另外一个政治故事。亚瑟-史密斯在中国的时候,正好清朝的道光皇帝驾崩,这帮外国人就特别想知道,道光皇帝驾崩之后谁来接他的位子。当时道光皇帝有三个儿子,到底是大儿子接呢,还是其他的两个儿子接,他们非常想知道中国人的看法。于是,亚瑟-史密斯和他的几个外国朋友,就到了中国的茶馆里,试图和中国人聊一聊皇位继承的事。
      结果,无论他们用什么样的方法,中国人压根儿就不理这一茬,直到最后,一个年长的中国人走到他们面前,拍着亚瑟-史密斯的肩膀说,哎呦老外啊,你们还真是无聊,讨论什么皇帝继承的事情!那是大臣们管的,我们根本管不着,我们就管我们的事。你看,你们总在那儿聊皇帝继位的事情,茶也凉了嘛,饼也没得吃了吧,所以呀,该干嘛干嘛去,别管这些闲事。
      亚瑟-史密斯通过讲这类故事,来说明中国人缺乏公共意识。时代发展到了今天,我们看中国人是不是真的缺乏公共意识呢?恐怕还真是像亚瑟-史密斯所说的那样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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